单纯强调道家、儒家和法家都不能体现中国文化。能真正掌握中国文化精髓的，是把三家融为一体，体现天意、规范和经验的统一。

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，也是儒家和法家的渊源。老子的“道德经”是一篇形而上学的佳作，是一篇对天、地、人的总体纲要。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…”道就是西方社会的上帝，伊斯兰教的真主，印度家的焚。他无形无体，不可言说，强之曰“道”。他包罗万象，贯彻于一切事物之中。他是一切秩序的原因，是社会规范的依据，是人生精神升华的途径，是国家强盛和稳定的保证。庄子的超脱性和宏观性发展了他神人合一性的境界。天不变，道也不变，关键是人要进入这种神人合一的境界。

儒家侧重于人性说，它师承于道家，相信天意，相信道是根本，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才对人以及社会秩序进行破解。人心为善，因为道是善的，儒家的核心就是一个“仁”字。爱自己，爱他人，爱家庭，爱国家，以及实行这种爱的“礼”的规范。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是他们的行动准则，“道”爱自己就是爱天下，爱万物，人也要象道一样具有大爱。忠、孝、仁、义、信，就是要这种大爱聚收到自己身上，克己、禁欲，日三省吾身，存天理，灭人欲就是要克服与大道背道而施的小我，在与道的交往中逐步与道的精神吻合，树立一身正气，达到自信、明察、至知，无往而不胜。

法家师承于儒家，没有一个法家不是儒家出身，但他们不停留在儒家修身养性上，他们注重于社会现实，善于总结实际斗争的经验。修身养性能提高个人的思想境界，但解决不了社会的实际事情，经验事物必须要用经验来解决，耕战是强国富民的根本保证。“仁慈”解决不了衣食问题，“道德”感化不了利益需要。富民要呼起人们的生产热情，强国要激起人们的拼死精神，法家提倡公利、公战，反对小利和私斗，把天理的崇高化解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。社会有不同的情境，人心有不同的企求，执政要应时而变，治国要符合潮流，功效是第一位的，法律是秩序的保证，权、法、术三者一样也不能少。

没有道家，儒家的行动规范显得平庸，法家的经验知识显得庸俗；没有儒家，道家的形而上学悬在空中，法家的权法术违反伦理；没有法家，道家的沉思显得繁琐，儒家的雄心显的软弱。三家合一，中国文化才趋成熟。事实证明，单纯追求道家政治，必然趋向听天由命，巫邪泛滥，清谈而无政绩；单纯追求儒家政治，必然趋向两极分化，豪强纷争，国家处在软弱无能状态；单纯追求法家政治，必然趋向人心不古，外强中干，劳而无功，政权短命并易变。三者兼而有之，唯唐朝的“贞观之治”，顺天理而明法治，重人才而善纳谏。

现代时代变了，中国文化的精神仍在，国民党偏执于儒家文化，共产党偏执于法家文化。不从道家的根源入手，就无法统摄两者的关系。儒文化是人和道的关系，是人格形成的道路。法家文化是人与人的外在关系，是社会的自然秩序。道的真理是外在的自然关系必须服从内在的伦理秩序，把自己的真体现在国家现实中。“道”的实现是国家的幸运。